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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富人难以“富过三代”(图)

  导语: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家族企业在生产销售和金融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波诡云谲的全球资本市场。面对这样的局面,富二代甚至富三代们还能将家族控制维持下去吗?通观资本主义历史,答案是“难”,即便他们接受过最精良的教育也是如此,更遑论那些不学无术、只图奢淫骄纵的富二代们。

不超越前辈就没有活路接班人家族企业

  殖民和腐败官僚体系

  制造畸形富人

  尽管不是全部,但殖民主义至少部分为东南亚的这种寡头体制负责。一般而言,该地区殖民前的典型特征是,集权体制为维护政治权力,往往推行贸易垄断政策,资源控制在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官僚政客手中,打击来自民间的竞争。后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他们在情非得以之下与殖民者合作,共享垄断。譬如在马来亚,英国人和当地权贵出售贸易、采矿和其他特许权给华人和印度人,同时力图将当地人禁锢在土地上。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殖民主义土崩瓦解,这个地区新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政治控制的体制。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东南亚富豪的财富都来源于国家授予的某种形式垄断。对糖和面粉等日常消费品的垄断让印尼的林绍良和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在早年财源滚滚。在香港和新加坡,房地产成为有效的排他行业,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控制土地市场,将“皇家土地”大块出售,除少数几个大的玩家之外,这无疑给其他所有人进入该行业制造了障碍。同时,在银行信贷方面限制他人,给本地巨头提供数额巨大的贷款。

  能够得到资金是东南亚大亨发财致富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在该地区的每个地方,大亨们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从国家银行获取贷款,或开办自己的金融机构作为家族企业的融资工具。金融腐败泛滥成灾。菲律宾在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危机中挣扎了近一个世纪,这个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科斯倒台时,从来没有自财政破产中恢复过来。印尼林绍良掌控下的金融服务机构“中亚银行”把60%的贷款借给林家的其他公司,完全漠视20%的法定最高限额。

  1997年金融危机后发生了一些银行并购,许多银行被国有化。不幸的是,腐败的政府官僚在管理贷款配置上的记录比财阀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更为糟糕,而重新私有化的那些金融机构又再次落到大亨财阀的手里。

  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大亨财阀们重整旗鼓,几乎没有任何人毁灭。尽管有过去十多年的惨痛教训,但在这个地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勾连的生命力之顽强超乎任何人想象。

  最近,随着杭州飙车、网络炫富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经过了30年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能否维持家族基业的延续,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发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富翁们的发家史与中国当今许多富人一样,多少凭借了体制之弊或灰色经营,创造出一个个财富神话。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会走向规范化,先辈的“优势”必将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家族企业在生产销售和金融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波诡云谲的全球资本市场。面对这样的局面,富二代甚至富三代们还能将家族控制维持下去吗?通观资本主义历史,答案是“难”,即便他们接受过最精良的教育也是如此,更遑论那些不学无术、只图奢淫骄纵的富二代们。

  A 亚洲富人依靠垄断发家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南亚的发展是成功的。该地区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作机会的增长与出口的扩大并肩偕行。然而,出口的扩大,或直接来自跨国公司的生产,或来自当地小制造业企业的代工合同。而这个地区那些身价过亿的富翁们,则避免介入出口制造,因为那需要参与全球竞争。相反,他们在当地的服务性经济中———如港口装卸、房地产、电信和赌博等行业,通过政府优惠、垄断地位和企业联合从而发财致富。

  东南亚金融危机十余年过去了,这个地区的亿万富豪仍然处于支配性地位,因为显见的有违常规的体系从未受到触动。即便被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亦未能通过反垄断法,而在全世界各个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是社会经济的一个中心支柱。在全球化竞争的丛林里,这些依靠体制取得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不过是只无牙老虎,不能推进规则的制定,不能产生技术和品牌创新,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总之无力参与国际性竞争。所以在这个地区,只有被内部媒体吹捧的地方性亿万富翁。但在运作商业方面,与西方那些商业巨头相比,他们还是个幼稚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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